我们现在一说要学习传统文化，就会习惯性的说应当学《四书五经》，这个传统是在宋朝建立起来的，在此之前，只有五经没有四书这个概念，宋朝之后，不仅有了四书这个概念，而且在事实上大家更加关注的，或者说普及性更强，对后世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的，则是四书。
虽然儒家学者对诗经，尚书，三礼，易经，春秋这五种儒家的经典著作的研习，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。
但是这五部经书，可以说每一部都非常的艰深，内容也过于繁杂，很少有人能真正通晓五经，所以汉朝的时候就分设五经博士，就是各有专项的研究，所以后世的儒生，真正能通五经的非常少了。而且由于它过于繁杂，所以不利于形成一个非常明晰清澈，同时有非常严密的一个体系。
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情况下，这个系统还是可以应付社会的需求的，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强化，尤其是面对以理论体系严密的佛教的挑战时，这个系统在应对上就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想象。
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从魏晋时期开始，一直到唐朝结束为止，儒学从在政治上的地位，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，都持续下滑的现象。与之相对的则是佛家和道家的影响力的上升。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是如此的根深蒂固，非但一时之间，而且事实上也根本无法被社会彻底抛弃。
因此，这种一边此消彼长，一边又保持着相互竞争的关系，就导致了社会上思想，以及价值观，世界观的混乱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其主要表现就是，个人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活跃，而儒家所倡导的那种尊卑有序的观念，则处于逐渐被削弱的地位。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是极为不利的。
为什么会有五代十国这样的大混乱，其实根源就在于这里，在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的失控与偏差，累积下来的结果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在中晚唐的时候已经开始日渐突出了，于是就有了以韩愈为代表的这样一派提倡古文运动的儒家学者，开始提出了重建儒家道统，重新树立儒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问题。
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构建一个既相对简洁，又足以与佛家相抗衡的理论体系，于是他们就逐渐找到了四书这种组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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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说，这是一种组合，是因为四书中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确实可以称之为书，但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其实就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，硬把它们凑到一块，当然只能是一种组合。但是这种组合看来是非常有效的，因此，在韩愈之后，一直在儒家系统内部传承不息，进入宋朝之后，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，到了理学的奠基人程颐程颢两兄弟的时候，《大学》已经成为了他们授徒的最重要的教材。任何人，进二程之门，都要从研读《大学》开始，这一点尤其是程颐理学这一支，要求更为严格。
理学在朱熹那里集大成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由朱熹最终完成了它的体系化，系统化的工作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就是，对四书的定位与阐释。
朱熹非常清晰明确向世人解释了为什么一定要学四书这个问题，很简单四句话：
先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；
次读《论语》，以定其根本；
次读《孟子》，以观其发越；
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妙处
这四句话，同时也说明了在朱熹看来学习四书的顺序，首先是《大学》，然后是《论语》然后是《孟子》最后是《中庸》。以我个人的学习体会，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四部书的价值与作用——大学是教人立志，论语是帮人养心，孟子助人养气，中庸教人明诚。
如前所述，朱熹确立下这样一个研读四书的顺序，在科学的同时，也是有着其鲜明的目的性，和当时的时代特征。
因此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，一方面当然是要借鉴，另一方面也要根据今天的现实而有所调整。
简而言之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：
第一，如果在四书中只准备读其中的一本，那么读读《论语》比较好，因为它将向你传达一种仁爱的精神，有了这种仁爱的精神，懂得了如何其爱这个世界，那么你的内心才能够日渐强大起来。
第二，对于一个已经步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说，如果要系统的学习四书，那么把《大学》和《论语》的次序颠倒一下，也就是先读《论语》可能更合理一些。这不仅可以更容易入手，而且时效性也更强一些。
第三，如果是对一个正在读书的年轻人，尤其是青少年，要系统的学一下四书，那么的确最好从《大学》开始。原因就是，朱老夫子说的，它能够为我们定下一个规模，这个说法其是和立志差不多，但更形象更深刻。
什么叫定其规模？
包含两重含义，一是空间的大小，二是空间的法式格局。形象的说，它既决定了一个房子的总面积问题，又决定了房子的结构布局问题。
所以“读《大学》，以定其规模”，就是说通过读《大学》能够帮助一个求学的人，确定下他未来人生的格局，也就是他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，同时又能确定他未来人生成就的上限到底能有多大。
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就是《大学》将告诉人们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，作为一个人，你应当怎样去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去做哪些事情，来实现这些价值。
换言之，《大学》一方面为人们指明了人生的方向与目标，另一方面也为人们勾画了一幅，前往这个目标的路线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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